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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筑能耗已與工業能耗、交通能耗并列為三大“能耗大戶”，建筑節能迫在眉睫。7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會議，特別指出要聚焦重點的節能減排領域，其中就包括建筑節能改造。
早在2007年，住建部已開始指導全面推進建筑節能工作，主要針對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及政府辦公建筑。而大學校園建筑設施量大面廣，能源資源消耗大，一直游離在建筑節能的邊緣地帶。譚洪衛曾表示，大學校園早已是能耗大戶、水耗大戶。在日本東京地區有過一個以事業體為核算單位的碳排放排序，結果東京大學居然遠超一些知名工業企業，成為第一碳排放大戶。
2011年，同濟大學與浙江大學、天津大學、重慶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江南大學、山東建筑大學、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和深圳市建筑科學研究院，共同發起創設了“中國綠色大學聯盟”。
聯盟成立9年來，范圍已從中國本土擴展至整個亞太區。理念也從原來僅以節能為目標的節約型校園，逐漸變為“零碳”綠色校園。但譚洪衛向記者表示，嚴謹地在數字上實現這些目標的話，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要太忙于樂觀”。
建筑節能重要的是運維，不是改造工程結束就完成了
“節能重在‘調適’，調節的‘調’，適合的‘適’，就是要把能源系統調到最合理高效的水平。而我們現在缺失這個環節，施工結束了以后，驗收完就走人了，整個系統運轉怎么樣誰也不知道，要把這個短板要補上。”譚洪衛向澎湃新聞記者透露了“綠色校園”在技術層面上遇到的困難。
譚洪衛介紹，從整體的技術來看，用于建筑節能改造的技術始終與整個市場同步。目前節能環保方面已有很多技術，從節約水、循環水利用、太陽能、維護結構、保溫、照明和通風等方方面面，實際上都不是全新的技術，只不過是能否找到合適的場景，讓這些技術很好地落地。
“不是說技術用上去就行了，關鍵是用上去以后怎么能夠用得更好。” 譚洪衛表示，他們的研究發現，有些節能減排技術用上以后過去了幾年，運維能力跟不上了，其效果就慢慢萎縮了，也就不可持續了。因此需要有相應的技術支撐——怎么把大數據等手段融入到原來“綠色校園”的技術板塊中，可能是下一步面臨的挑戰。
譚洪衛表示，國際上有不少學校對樓宇等建筑的能耗數據進行了完整的采集和儲存、數據挖掘及運維的技術支撐到位、管理機制也到位、可以獲取可持續的節能效益。這其中不僅僅包括學校后勤部的力量，也納入了社會企業等提供專業的第三方服務。
他向澎湃新聞記者舉了個例子，納入進“綠色校園聯盟”的不少日本大學校園，對校園公共及教學建筑、科研實驗室的管理都十分精細。比如完整采集教室、會議和實驗室的照明及空調運行參數等數據，根據不同的標準分別進行核查和調適，針對不同使用類型的公共建筑給出針對性的節能方案。
譚洪衛向記者透露，目前國內也已經在起草建筑調適相關技術指南，指導校園在照明系統、熱水系統、空調系統等工程建設完后，如何調適其運行狀態。
然而解決推進“綠色校園”的短板光靠技術并不夠，還要靠制度的保障。譚洪衛認為，建設“綠色校園”，實際上也是整個大學、乃至社會的系統性工程。
“綠色校園”需要自下而上的力量
譚洪衛介紹，推進綠色校園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國外從學生的宣傳理念、普及教育開始起步的“自下而上”推進模式，一種是國內通過主管部門牽頭推進的“自上而下”模式。一些國外高校很羨慕國內高校有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從而擁有財力和政策支撐推進綠色發展。但是譚洪衛認為，自下而上的模式在文化上滲透比較深，能夠真正形成軟實力。尤其是在能耗的末端，需要“耗能者”自發的意識和形成的文化。
“自上而下能夠很高效地推進，但是我們缺一口氣，就是沒有形成軟實力。如果軟實力不形成的話，很難可持續發展。”譚洪衛表示，首先要改變紅頭文件驅動的機制，要出現更多自發的模式。在學生層面也不僅僅只是搞一些宣傳活動，而是通過通識課讓學生共享共鳴這一理念，此外再更深層次地思考如何融入和參與，并影響學校的管理機制，影響校園綠色運營制度的創新。
譚洪衛舉了個例子，學校部門采購空調時或許不會選擇非常環保高效的設備，而是更多算經濟賬，買便宜好用的。如果校園的主體——師生員工形成綠色意識、可形成影響力量，推動學校的采購部門走綠色采購的渠道，不去一味地追求廉價。
此外，譚洪衛告訴記者，現在國外所做的零碳校園，不僅僅指的是局限在在校園里的行動實現碳中和，而是通過購買社會的綠色電力支撐校園的綠色發展，通過大量購買風力發電，太陽發電，使得校園里使用的能源趨于“零碳”，同時提高全社會對低碳能源的需求。
“綠色校園發展的前期主要集中在技術層面進行，現階段我覺得我們要更寬泛，走向‘軟’的方面，讓學生更多地參與進來。”譚洪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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