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全媒體記者 尹彥鑫 通訊員 何文婕 呂佼

2022年4月26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三年來青島法院建設工程案件審判工作情況，發布2019-2021年青島法院建設工程案件審判白皮書和典型案例，為促進建筑市場經濟主體規范經營，防范經營風險提供法律指引。

據了解，2019至2021年，青島全市兩級法院共受理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件12219件，標的額325.4億元。97%以上的案件分布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裝飾裝修合同、建設工程分包合同三個案由。

白皮書對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全市法院審理的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件進行梳理總結，指出此類案件的審理現狀、審判中的難點，對在審判過程中發現的法律風險及防范要點進行分析，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白皮書指出，近年來，青島法院審理的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件呈現新特點，主要表現為案件數量、標的逐年增加，案件類型集中，案件審理難度較大、周期長。目前，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件審理焦點問題主要集中在訴訟主體認定、合同效力認定和建設工程價款、建設工程質量、建設工程工期、建設工程司法鑒定等方面。

圍繞企業存在的法律意識淡薄、缺乏契約精神、風險防范舉措缺失、證據意識不強、舉證責任認識和能力不足等問題，青島中院在白皮書中提出四點建議：一是依法經營，強化底線思維，樹立誠信守法的企業形象。二是締約規范，履約全面，尊重和弘揚契約精神。三是注重規范管理，建立健全動態風險防范體系。四是提高證據意識，加強舉證能力，確保有效維權。

青島中院希望白皮書為相關部門、相關行業的經營決策提供參考依據，對市場主體的風險防控發出預警，對不合法、不誠信、不規范的行為進行警示，助推青島地區建筑行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青島中院發布的十個典型案例是從青島法院近三年審結的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件中選取的，涉及建設工程領域多發的十類糾紛，可以分為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及訴訟中證明責任分配問題三類。

青島中院通過梳理分析發現，大量建設工程合同糾紛產生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應否承擔證明責任、如何收集保存證據對當事人保護自身合法權益至關重要。從企業角度分析，法律后果的發生與企業不規范管理有直接關系，比較常見的有出借資質導致承擔賠償義務，不在法定時限內行使權利喪失優先受償權，草率進行竣工驗收后需要承擔質量缺陷證明責任等。

青島中院希望通過發布典型案例，增強建筑市場主體法律意識，幫助建筑企業了解建筑工程領域常見糾紛的發生原因，提高風險意識，加強企業管理，注重合同簽訂行為、嚴格合同履行、規范參與建筑市場活動，從源頭減少建設工程糾紛，進一步維護建筑行業和諧穩定，助推建筑企業提質增效。

附：典型案例

案例一

青島某建設集團公司訴北京某投資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應公開招標的建設項目，“先定后招”合同無效

【案情簡介】

2015年11月10日，青島某建設集團公司與北京某投資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約定開工日期為2015年11月9日，竣工日期為2017年9月30日。涉案工程屬于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項目中標時間是2016年1月26日。

法院經審理認為，青島某建設集團公司與北京某投資公司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載明的簽訂日期為2015年11月9日，該合同以及結算審核報告載明的開工日期均為2015年11月9日。涉案工程中標通知書的發出時間是2016年1月26日，在雙方合同簽訂以及開工日期之后。雙方在招投標之前已經開工并且簽訂施工合同，就工程內容達成合意，此種“先定后招”行為違反了招投標強制性規定，故雙方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

【典型意義】

必須招投標的項目包括大型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關系社會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以及使用國有資金的項目等，規范招投標活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招投標活動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高經濟效益，保證項目質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四十三條規定：“在確定中標人前，招標人不得與投標人就投標價格、投標方案等實質性內容進行談判。”本案，雙方在中標之前已經簽訂《建設施工合同》并且開工建設，屬于“先定后招”，雙方簽訂的合同屬于無效合同。建筑施工企業在承攬項目前，應該核實項目是否屬于必須公開招標的范圍，查詢有關必須公開招標的法律、法規、規章及政策規定，若屬于必須公開招標范圍，應依法通過招標投標予以承攬，避免“先定后招”情形出現。同時還應注意，發包人與承包人之間通過法定的招投標程序依法簽訂合同后，再與承包人就建設工期、工程價款、工程質量等核心內容作出實質性變更的，一旦產生爭議，該變更部分不能作為工程價款計算的依據，承包人有可能會得不償失。

案例二

青島某房地產公司訴北京某門業公司承擔修復費用案

——工程竣工驗收合格后，發包人主張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承擔證明責任

【案情簡介】

2014年，青島某房地產公司與北京某門業有限公司簽訂《防火門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由北京某門業公司承建某住宅商業網點防火門制作與安裝。2016年，該工程經竣工驗收備案并交付使用，工程價款亦已通過另案處理。青島某房地產公司認為北京某門業公司施工安裝的防火門存在降級安裝的不符合合同約定的事實，遂起訴要求北京某門業公司承擔更換不符合施工圖紙標準的防火門工程費用，北京某門業公司不予認可。

法院經審理認為，案涉工程已經通過竣工驗收，青島某房地產公司主張工程不符合合同質量約定，應當對其主張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其在訴訟中未能提交相應證據，需要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判決駁回青島某房地產公司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工程竣工結算通常以工程竣工驗收合格為前提。工程竣工驗收是在發包人主導下的工程全面施工質量驗收，建設工程通過竣工驗收，說明工程的總體質量符合約定或者法定要求。工程竣工驗收合格后，雙方對工程質量產生爭議的，承包人可舉證由建設單位、勘察單位、設計單位、施工單位、監理單位各方共同蓋章確認的竣工驗收報告，或者工程所在地的規劃部門所屬城建檔案館中留檔的竣工驗收備案登記表，或者發包人出具的竣工證明、交接手續等證明工程質量合格。發包人否認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驗收報告等證據，主張工程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對質量不符合約定承擔證明責任，提交足以證明實體工程質量不合格的事實證據，否則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的依法判決，警示發包人應當慎重對待竣工驗收，不應為了盡快辦理房產登記等而草率進行工程驗收。

案例三

張某訴青島某汽車配件公司、青島某科技公司確認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案

——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應及時有效行使

【案情簡介】

2015年11月10日，張某與青島某汽車配件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承包建設該公司倉庫，該工程于2016年6月完工，2018年10月汽車配件公司向張某出具工程款費用匯總表，確認工程欠款數額。此后因汽車配件公司對科技公司欠款未清償，其廠房被法院查封并依法拍賣，因兩次流拍，法院裁定以汽車配件公司廠房抵償科技公司債務，并于2021年2月8日辦理廠房不動產變更登記，執行部門出具了終結執行裁定書。2021年2月張某起訴汽車配件公司、科技公司要求確認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并支付所欠工程款。

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第四條規定，建設工程承包人行使優先受償權的期限為六個月，自建設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設工程合同約定的竣工之日起計算。張某訴求在欠付工程價款范圍內享有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已超過法定時效，不予支持。

【典型意義】

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性質屬建筑優先受償權，對保障建設工程承包人工程價款債權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應當及時有效行使，否則權利人或將承擔優先受償權喪失的法律風險。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二條規定，“承包人行使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的期限為六個月，自發包人應當給付建設工程價款之日起算。”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四十一條規定，“承包人應當在合理期限內行使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但最長不得超過十八個月，自發包人應當給付建設工程價款之日起算。”無論新舊司法解釋的規定，均規范和要求承包人依法及時有效行使優先受償權。本案中張某主張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可以采用與發包人協議將工程折價，也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將工程依法拍賣等方式進行，即張某行使優先受償權需履行一定催告程序使其行為具有法律意義，張某雖然主張2016年9月、2019年3月曾在向汽車配件公司催款函中表明其享有優先受償權，但張某主張優先受償權未依照法定方式行使，在此后的涉案標的物拍賣期間也未主張權利，廠房經過拍賣程序已變更至青島某科技公司名下，執行程序也已終結，根據案件事實，張某有關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的請求不能獲得支持。本案提醒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人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及時依法行使權利，避免遭受損失。

案例四

青島某建設集團訴青島某置業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怠于履行作為發包方的結算義務應承擔不利后果

【案情簡介】

原告青島某建設集團稱，其于2009年承包了被告青島某置業公司工程項目，除總包工程外，該集團對工程的追加及設計變更部分亦進行了施工，被告青島某置業公司委托鑒定機構對追加的工程量進行了結算鑒定，鑒定單位已向青島某置業公司發送了工作函及鑒定初稿。原告青島某建設集團起訴要求青島某置業公司支付該部分工程款。青島某置業公司主張鑒定單位雖已出具鑒定初稿，但未出具正式鑒定報告，其對原告的請求不予認可。

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在合同中約定：“工程竣工驗收合格后28天內，承包人向發包人提供完整的竣工結算資料，自承包人遞交竣工結算書56天內發包人委托有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因此，委托有關機構對青島某建設集團提交的結算書進行工程造價鑒定系青島某置業公司合同義務。青島某建設集團提交的結算書封面上有青島某置業公司蓋章并手寫同意送鑒字樣，故青島某建設集團已履行了向該置業公司遞交結算書的義務。上述結算書形成于2016年，至2021年本案訴訟時仍未有鑒定結果，已遠超56天。作為發包方的青島某置業公司對承包方主張的追加工程量僅是簡單否認，并未積極通過鑒定確定工程量，且在法院向其釋明在訴訟過程中可通過鑒定確認工程造價情形下，其仍主張應由原告提交鑒定申請，該主張明顯與合同約定不符，青島某置業公司怠于履行其合同義務，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確認工程造價鑒定初稿載明的造價值為該建設集團施工的涉案追加部分工程造價，被告青島某置業公司應將該部分款項支付給原告青島某建設集團。

【典型意義】

青島某置業公司與青島某建設集團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青島某建設集團遞交竣工結算書56天內，發包人青島某置業公司委托有資質的鑒定機構對工程造價進行鑒定，青島某置業公司沒有按照上述約定履行自己的合同義務，故法院判決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提醒合同主體：一是在簽訂合同后要嚴格履行合同義務，嚴守契約精神，否則會承擔違約責任。二是如果合同約定由發包人委托鑒定機構通過鑒定確定工程造價，發包人應及時委托鑒定，在對鑒定機構作出的初稿有異議時，也應及時提出，切忌采取“沉默”“放任不管”的方式阻卻出具正式鑒定報告。三是如果在提出異議后仍對鑒定結論存在異議，應及時與承包方進行協商或者盡早尋求法律救濟，及時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案例五

青島某工程公司訴膠州某置業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忽視書面簽證，疏于留存書面施工材料存在風險隱患

【案情簡介】

2019年10月25日，膠州某置業公司與青島某工程公司簽訂《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該合同約定，付款前青島某工程公司必須提供膠州某置業公司所在地稅務部門認可的符合國家規定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收據及付款申請以及甲方膠州某置業公司和監理單位審核的工程量清單、施工驗收材料，否則膠州某置業公司有權不予付款并不承擔責任。另，青島某工程公司自稱2020年4月、5月份停工，2020年6月份離開工地。現青島某工程公司提起訴訟主張離場前施工的工程款，提交的證據為《現場簽證單》，該簽證單落款日期為2020年4月20日，載明的工程量為36520立方，單價21元，工程款合計766920元。在該簽證單上，只有劉某在監理單位一欄簽字，膠州某置業公司并沒有人員簽字或蓋章。膠州某置業公司否認青島某工程公司進行過施工，并且提交了與其他工程公司簽訂的施工合同以及對外付款的證據。

法院經審理認為，膠州某置業公司與某監理公司就涉案工程簽訂過《建設工程監理合同》，該合同載明的監理公司投入的監理人員中并無在簽證單上簽字的劉某，而監理合同約定，更換監理人員需要書面申請并征得委托人膠州某置業公司同意，而不在監理名單中的劉某如何成為了涉案工程的監理人員，如何履行的變更程序，青島某工程公司或者出庭作證的證人劉某均沒有提交相應證據。且涉案簽證單監理單位一欄，只有劉某的簽字，并無監理公司的蓋章，一、二審訴訟過程中，監理公司也并未對此作出確認。故劉某稱其代表監理公司履行職責證據不足。同時，雙方簽訂的《土石方工程承包合同》也明確約定，作為結算依據的工程量清單，需要甲方即膠州某置業公司與監理單位共同審核，而青島某工程公司提交的《現場簽證單》，并無膠州某置業公司的蓋章，也沒有任何相關人員簽字。再結合《現場簽證單》載明的出具時間是2020年4月20日，出具時間接近青島某工程公司退場時間，在一張簽證單中，劉某一次性地確認了高達3萬多方的工程量。綜合上述事實，法院認為青島某工程公司依據《現場簽證單》主張工程款的證據不足，對其請求未予支持。

【典型意義】

證據是訴訟的基礎，是當事人產生爭議時權利獲得保護的關鍵所在。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中，不管承包方還是發包方，均應增強證據意識，注重取得書面證據。一是要訂立書面的合同，合同的變更或解除也要以書面形式體現。二是在合同履行的每一個環節，特別是對于工程價款、工程質量、工程工期等核心內容，一定要簽署書面材料。三是妥善保管證據，建設工程一般施工時間較長，簽證材料繁多，一定安排專人匯總保管，以便關鍵時刻派上用場。本案中，青島某工程公司自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離開施工現場期間，沒有及時讓監理單位和發包方簽署《現場簽證單》，而只是在停工離場前夕，讓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員簽署了一份施工量高達3萬余立方的簽證單，最終因忽略書面簽證的重要性而承擔了不利的法律后果。

案例六

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訴青島某建筑安裝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視聽資料作為證據，應當提供存儲該視聽資料的原始載體

【案情簡介】

2018年，青島某建筑安裝公司將承攬的路基土石方填筑工程中的部分土石方工程分包給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施工，雙方并未簽訂書面合同。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在施工過程中，也沒有讓青島某建筑安裝公司出具任何簽證單、結算單等書面材料。雙方均確認截止到2019年1月25日，青島某建筑安裝公司共向青島某園林公司支付工程款11240000元，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稱尚欠160萬元，青島某建筑安裝公司稱已經支付完畢。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提交視頻一份，稱視頻系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與青島某建筑安裝公司法定代表人對賬的錄像視頻，稱在該視頻中青島某建筑安裝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認尚欠160萬元未付。但雙方對于視頻是否是原始載體產生爭議。

法院經審理認為，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與青島某建筑安裝公司存在土石方施工合同關系，雙方對已支付工程款1124萬元無異議。但雙方并未簽訂書面施工合同，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也未提交與施工有關的原始基礎材料。青島某園林工程公司為證明欠款關系提交的視頻資料，經鑒定檢材錄像與樣本錄像在文件屬性模式、錄像格式、錄像參數和數據結構等方面存在差異，反映了檢材錄像不是所提供錄像設備直接錄制形成的特點，無法確定視頻資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故對該視頻資料沒有予以采信。

【典型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四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組織當事人圍繞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以及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進行質證，并針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進行說明和辯論”。電子數據的真實性包括電子數據載體的真實性、電子數據的真實性和電子數據內容的真實性，其中電子數據載體的真實性，是指存儲電子數據的媒介、設備在訴訟過程中保持原始性、統一性和完整性，電子數據原始載體的真實性是認定電子數據真實性的核心。當事人在交易活動中，如需要通過微信、電子郵件、錄音、錄像等方式取得證據，務必注意保留好電子證據的原始載體，以便在法庭上出示，原始載體包括儲存電子數據的手機、計算機或者其他電子設備。缺乏原始載體會因無法確定電子證據的真實性、統一性和完整性而不能予以采信，進而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案例七

平度某建筑公司訴膠州某建設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主張墊資利息，必須在合同中明確約定

【案情簡介】

2018年9月，平度某建筑公司與膠州某建設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工程承包如需墊資，由施工方平度某建筑公司組織落實。工程施工完畢，發包方膠州某建設公司沒有支付工程款，平度某建筑公司起訴索要工程款，同時稱因其墊資是從銀行所貸款項，發包方膠州某建設公司應該承擔該部分墊資利息。

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簽訂的合同明確約定由施工方即平度某建筑公司墊資施工，而雙方在合同中并未約定發包方需要支付墊資利息。在此情況下，即使平度某建筑公司墊資的資金來源于銀行借款，也已經物化到涉案其所得的工程款中。而對于施工人來說，是投入自有資金還是選擇對外借款，是自己的商業判斷和自甘的商業風險，在本案中主張墊資利息無事實及法律依據，未予支持平度某建筑公司要求支付利息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法釋〔2020〕25號］第二十五條規定：“當事人對墊資和墊資利息有約定，承包人請求按照約定返還墊資及其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是約定的利息計算標準高于墊資時的同類貸款利率或者同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部分除外。當事人對于墊資沒有約定的，按照工程欠款處理。當事人對墊資沒有約定的，承包人請求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從上述法律規定看，施工人的墊資成本包含在工程款中，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施工人不能要求返還墊資成本，只能主張工程欠款。因此，施工企業在與發包方簽訂墊資施工合同時，一定要謹慎，切莫忽視墊資后果，盲目同意墊資施工，特別是在對外融資進行墊資的情況下，一旦工程款不能及時收回，還會導致對外融資不能償還，擴大融資成本，降低施工利潤，給公司經營造成困難。

案例八

青島某裝飾公司訴青島某包裝公司裝飾裝修合同糾紛案

——授權不明、印章管理不規范在交易中易產生風險

【案情簡介】

2020年10月，青島某裝飾公司與青島某包裝公司簽訂《廠房裝飾裝修合同》，合同約定了裝修范圍、裝修造價、結算、違約責任等條款，合同同時約定了雙方項目的負責人，其中青島某裝飾公司的負責人是張某。工程完工后，青島某包裝公司沒有付清款項，青島某裝飾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給付工程款60余萬元，而青島某包裝公司稱只欠10萬余元，2021年2月，其向青島某裝飾公司的工地負責人張某支付了50萬元。而青島某裝飾公司稱2020年12月張某已經辭職，青島某包裝公司支付該50萬元對其不產生法律效力。

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張某為青島某裝飾公司負責人，且在交易過程中也存在青島某包裝公司向張某付款，張某向該包裝公司出具單位收據的業務操作慣例。張某從單位辭職不再代表青島某裝飾公司進行相關業務，青島某裝飾公司并未告知青島某包裝公司，張某收取50萬元款項對青島某包裝公司而言構成表見代理，青島某包裝公司善意無過失，張某收款的效力及于青島某裝飾公司，其主張的欠款中應該扣除該50萬元。

【典型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仍然實施代理行為，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代理行為有效”。這就是法律規定的“表見代理”制度，行為人對內而言雖無代理權，但當相對人信賴代理人有代理權時，對外仍然會產生有權代理的效果。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領域，施工企業對分公司或項目部人員授權不明，印章管理不規范，導致部分人員在沒有代理權的情況下，以公司名義對外借款，對外收款，對外簽訂合同，如果在代理行為外觀上存在使相對方相信其有代理權的理由，相對人善意無過失，就會產生表見代理的法律后果，即產生與有權代理相同的法律效力。這種效力的最典型表現，就是表見代理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擔。因此，施工企業一定要規范內部管理，做好嚴格管控，強化項目部人員、印章管理，做到不放任不失控，防止因此利益受損。

案例九

即墨某園林公司訴即墨某裝飾公司、即墨某工程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出借資質收取管理費存在法律風險

【案情簡介】

2013年8月19日，即墨某裝飾公司以即墨某工程公司名義通過招投標與即墨某建設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承包即墨某建設公司開發的景觀大道及濱河景觀工程。即墨某工程公司與即墨某裝飾公司約定，工程款通過即墨某工程公司賬戶收支，即墨某工程公司收取工程結算值的3%作為管理費，其他一切事宜由即墨某裝飾公司自行負責。2013年11月2日，即墨某裝飾公司以即墨某工程公司名義將上述工程轉包給即墨某園林公司。即墨某園林公司按約施工后，因工程款的支付產生爭議，即墨某園林公司起訴要求即墨某工程公司、即墨某裝飾公司承擔連帶責任支付工程款。

法院經審理認為，雖即墨某工程公司稱是即墨某裝飾公司借用其資質與即墨某建設公司簽訂合同承包涉案工程，但在即墨某裝飾公司與即墨某園林公司簽訂的合同中，列明的甲方為即墨某工程公司，落款處甲方加蓋的公章為即墨某工程公司項目部章，且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工程款直接通過即墨某工程公司向即墨某園林公司支付，項目現場標志牌注明的工程承包人亦為即墨某工程公司，合同義務應當由即墨某工程公司承擔。

【典型意義】

借用資質，即“掛靠”，在建筑施工領域較為常見，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明確了“掛靠”法律關系，對資質出借方具有重大的法律風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禁止建筑施工企業超越本企業資質等級許可的業務范圍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業的名義承攬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業以任何形式允許其他單位或者個人使用本企業的資質證書、營業執照，以本企業的名義承攬工程。”法律禁止建筑施工企業出借資質，但實踐中屢見企業為收取管理費，隨意出借企業資質，允許其他企業以自己名義承攬工程的情形。這其中，對出借資質的企業存在巨大的法律風險。首先，掛靠企業借用資質與發包人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一般需要以出借資質方的名義進行工程建設，如果施工過程中以出借資質方的名義對外從事法律行為，例如購買工程材料、設備，租賃工程機械，雇傭施工人員，相關法律行為就可能被認定為對出借資質方的表見代理，產生的債務需要出借資質方償還。其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七條規定，“缺乏資質的單位或者個人借用有資質的建筑施工企業名義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發包人請求出借方與借用方對建設工程質量不合格等因出借資質造成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如果借用資質人施工的工程質量不合格，出借資質人需要對造成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在工程質量嚴重不合格，甚至需要拆除的情況下，出借資質人將承擔巨額的賠償義務。

本案警示出借資質的建筑施工企業，允許他人“掛靠”借用本單位資質承包工程，即屬違反建筑法的行為，相對收取的管理費，與可能承擔的巨大法律風險也嚴重不成比例，建筑施工企業應當加強企業管理，禁止資質出借行為。

案例十

嶗山某建筑公司訴城陽某集團公司支付工程款案

——固定總價合同解除，對已完成工程應按工程量完成比例折算工程款

【案情簡介】

2013年3月，城陽某集團公司將承建的鋼結構工程分包給嶗山某建筑公司，雙方約定鋼結構工程由嶗山某建筑公司在合同簽訂后２個月內獨立完成，工程款的確定采用固定總價，一次性包死方式。案涉鋼結構工程建設過程中，城陽某集團公司強行要求嶗山某建筑公司退場，雙方合同解除。嶗山某建筑公司、城陽某集團公司因已完成部分鋼結構工程款的支付產生糾紛，嶗山某建筑公司主張城陽某集團公司根本違約，起訴要求城陽某集團公司支付按工程定額計算的已完工程款。

一審法院認為，雙方簽訂合同明確約定以固定總價確定工程款，合同雖因城陽某集團公司原因解除，仍然應當按照雙方約定方式確定案涉工程款，以雙方約定的固定總價為基數按照其完成工程量占全部工程量的比例進行折算，未全部支持嶗山某建筑公司主張的工程款。嶗山某建筑公司不服一審法院對已完工程款的確定方式，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雖違約方應當承擔賠償損失的法律責任，但雙方合同有效，約定的工程計價方式屬于結算條款，不因合同解除而失去效力，本案不能因發包人根本違約而變更雙方約定的工程計價方式，一審以工程量折算的方式確定已完工程款并無不當，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合同是雙方當事人意思一致的體現，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建設工程標的額巨大，不同計價方式對當事人利益有較大影響。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當事人對工程價款的結算，可能采用固定價格、可調價格，或是成本加酬金等幾種方式。法律不限制當事人自由約定工程計價方式，在雙方當事人因工程款計價方式產生糾紛的時候，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志自由，按照合同約定的計價方式確定工程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七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關系終止，不影響合同中結算和清理條款的效力。”即便合同解除，雙方約定的工程款的結算方式屬于合同中的結算條款，仍然有效，應當得到執行。事實上，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但是建設工程經驗收合格的，可以參照合同關于工程價款的約定折價補償承包人。”即便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無效，也可以參照當事人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約定的計算方式確定工程款，這是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價款糾紛中對當事人約定計價方式予以充分尊重的的體現。本案體現，當事人約定的工程款計價方式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處理過程中的重要性，當事人應當對此高度注意。